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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。”党的十八大以来,有关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断涌现,内容涉及广泛,特别是在深入考察意识形态领域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,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研究主要聚焦在根本制度上,而意识形态领域制度体系建构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。总书记指出:“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、长期性问题。”[2]732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,意识形态领域制度体系的建构为我们党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、管理权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提供了坚强的保障。考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的历史进程;探究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背后的制度密码,对建构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
一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的百年考察


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设,在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和新时代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,分别以议决案、决议案、宣言、通告、指示、决定、提纲、批示等形式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和制度,逐渐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

(一)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的初步探索


1921年7月,党的一大讨论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》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建构的萌芽和开端。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对党的政策的宣传和革命力量的动员,特别是在宣传人员配置上,提出明确要求,在超过10人的地方委员会中“设财务委员、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1人”。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》也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权提出明确规定:“一切书籍、日报、标语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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